资源下沉社区，为办好群众身边小事赋能

　　习近平总书记6月2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时强调，要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来，充实工作力量，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社区治理体制也实现由“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构建适应我国城市社会特点的社区治理体制，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这为新时代创新和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指明了方向。

　　■ 从城市社会转型的角度理解“社区”

　　近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快速城镇化带来城市社会转型的深刻变化，附属于单位体制的单位社会随之发生深刻重组。因单位密集而形成的居住空间随城市发展而变为老城区，成为经历过单位体制的老年人聚集的社会空间。老城区设施设备老化，但经济机会和公共服务资源相对密集，加上居住成本相对较低，也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和年轻工薪阶层在此租住或短期居住。

　　住房市场化催生了我国城市独具特色的居住模式和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即以高密度集合式居住构成的封闭式商品房小区和建立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基础之上的“业主社会”。这是一个因购房行为而偶然形成的陌生化的社会空间，缺乏老旧小区老年人群体之间在长期单位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资本，社会原子化程度更高，社区认同感更弱。

　　由此，我国城市社会形成以老旧小区和新型小区为主体的社区空间格局，二者的居住群体、社会性质和管理模式皆存在差异，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因应城市社会转型，我国社区治理体制也在发生深刻变革。尽管各地略有差异，但基本确立以社区为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其空间范围大致在原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间，辐射人口规模数千乃至上万。由于我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时期，城市社会转型也远未完成，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的重组仍将持续发生，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 治理重心下沉了，社区资源和能力也要下沉

　　社区是联结国家与城市居民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国家公共服务资源与居民差异化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社区是供给国家公共服务的一线平台，城市居民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文化服务等，都需要通过社区基层组织获得。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多元化使得居民需求差异化程度提高，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是实现城市社会管理目标在社区层面的有效达成。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造成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社区面对的是居民生活中非常日常化、琐碎化和重复度高的矛盾纠纷，是停车、油烟噪声扰民、环境卫生等方面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办好小事，将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层，是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和实现基层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

　　三是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信息汲取等认证能力的有效延伸。国家需要有效获取包括居民诉求、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基础信息，以实现常规管理与服务目标的有效达成，实现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有效预防和应急处置。除了构建专业化、技术化的信息汲取体系，社区也承担着采集基础信息的重要功能。

　　治理重心下沉，其目的是提高基层的问题发现能力和化解能力，其实现方式是将治理资源向基层倾斜，一定程度上改变基层“责权利”不对称的问题。治理重心下沉还包括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平台的前移，既有助于方便群众办事，提高公共服务的投递效率，也能够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尽可能减少社会复杂化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政策执行风险。

　　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社区基层组织承担过重行政任务和提供行政服务，减少了直接为社区居民办理身边小事的精力。它表现为不少基层社工常年久坐办公室，应付文牍工作，等群众上门，较少深入到社区当中和居民身边。

　　社区基层组织问题发现、信息传递和服务投送能力提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需要跟上，特别是解决社区小事的能力。

　　■ 将资源科学合理配置到社区

　　推动各种资源下沉社区，一方面是要给社区“减负”，资源下沉而负担不要下沉，尤其是不合理行政事务。另一方面，要将公共事务的资源，人、财、物、权等科学合理地配置到社区，增强社区解决问题、处理矛盾的能力。

　　一是要构建更加有效的社会合作机制，提高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能力。在老旧小区，社区基层组织要从居民中识别出热心公益的积极分子，通过赋予其“居民组长”“楼栋长”等公共身份实现组织吸纳，再将其输送到具体的社区事务合作中，动员、引导和促成居民合作的达成。新型小区，社区基层组织要以业主委员会建设为契机，将真正热心公益且有能力的业主积极分子识别出来。

　　二是构建“专群结合”的社区基层组织体系，提升运行效率。提高基层组织的“群众化”水平，构建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与群众性居民积极分子相结合的社区组织体系。更好地发挥在地化的居民积极分子联系普通群众、熟悉社区情况的作用，充实社区基层工作力量。

　　三是以治理重心下沉为契机，提高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回应能力。在提高基层问题发现能力的同时，通过向基层倾斜配置治理资源和权力，弥补问题化解能力的不足，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有效协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